当研一告诉别人，自己现在是一家 AI 智能体公司的合伙人时，大多数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他理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问。从履历上看，四十年的城市规划生涯和一家 AI 创业公司，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我看来，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 AI 智能体，都是构建未来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现实世界里，城市是平台；在虚拟空间里，AI 智能体将承担这样的角色。最终，两者之间的边界会逐渐消失。所以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违和。”

但要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对他来说如此顺理成章，就必须把时间拉回到更久以前——1968 年的澳大利亚。那时，一个六岁的日本男孩，在周围所有人眼里都像个外星人。

研一的母亲是日裔美国人，出生于旧金山。她在芝加哥大学认识了研一的父亲，两人在美国结婚，并在研一出生前回到日本。

他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发展评估领域的先驱。因为父亲的工作，一家人经常旅居海外。研一的小学低年级在澳大利亚度过，初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泰国，直到高中以后才长期定居日本。在家里，他们一直说英语。

澳大利亚是他第一次必须学会如何融入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

“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像一个刚从 UFO 里走出来的外星人。刚开始，他们真的会把我当成‘黄皮猴子’。但即使还是个孩子，我也已经学会，不能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首先，你得听进去对方在说什么，先接受它，然后再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时，周围只有他们一家日本人。

“小孩子很容易排挤别人。一旦被排挤，身边又没有其他日本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基本上学会了‘永远不要先说不’。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也有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会先接受，先听，说一句‘原来如此’，然后再接一句‘不过……’。我觉得自己最基本的沟通能力，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几年后，一家人搬到了曼谷。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曼谷，又给了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当时，泰国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强烈的反日情绪。朱拉隆功大学和法政大学的抗议者有时会带着燃烧瓶来到研一就读的学校，学校因此不时停课。

“因为有危险，学校就会停课。那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只觉得不用上课很开心。但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让我开始对社会产生兴趣，也会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小学和初中时，我都亲身经历了文化差异，也体会到了这种差异有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甚至连食物，也成了这种学习的一部分。刚到澳大利亚时，他讨厌 Vegemite，离开时却已经喜欢上了。羊肉也是如此。到了泰国，则是香菜。

“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人的价值观会随着环境而改变。我意识到，死守一套价值观其实很危险。改变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学会了顺应环境，从容地适应变化，同时守住自己真正相信的是非底线。”

高中和大学阶段，他回到日本，并从此定居东京，就读于成蹊。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在那里担任教授。他在美国的表亲分别就读于 Stanford 和 Berkeley，他也去拜访过他们。有一天晚上在 Berkeley，他看到一栋巨大的建筑灯火通明，便问里面在做什么。别人告诉他，大家都在学习。

“我很震惊。日本和美国大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这真的让我非常意外。”

在日本读大学时，周围的人正赶上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热潮，而研一更感兴趣的是音乐。他喜欢 Black Contemporary——一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逐渐传入日本的美国音乐类型。他家里有两台唱盘和一台混音器，会自己制作 DJ Mixtape，再分给校园里的朋友。大家都很喜欢，以至于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会不会才是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我当时真的认真想过：‘说不定以后我会成为 DJ。’”

但他最终没有成为 DJ。

研一进入三菱地所，并不是经过精心规划的职业选择。

他高中篮球部的一位前辈在那里工作。研一很敬佩他：开朗、果断，是那种自然而然就能带着身边所有人一起向前的人。

“他很有领导力，性格开朗，也能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说实话，我加入公司的时候，甚至不太清楚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我并不是经过什么长期的职业规划才选择了这家公司。”

他的第一份工作，几乎和建筑毫无关系。

他被分配到信息系统部门，负责把原本依赖纸张的业务流程改造成计算机系统。

他大学学的是经济学。

现在，他却开始用 COBOL 编程。

“你必须先分析现状，把整个流程从头到尾用‘Yes’或‘No’梳理出来，再建立 Main Routine 和 Subroutine，最后用 COBOL 写成程序。在那之前，我习惯在很多事情上保留灰色空间。但这份工作逼着我把事情分成黑与白，清楚地结构化，再把它们组合起来。我觉得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

这是一份强度极高的工作。

“做得越多，Bug 就不可避免地越多。我把自己逼得太狠，甚至出现了闪辉性暗点。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视野就会开始闪烁。那时候，我就是把自己逼到了这种程度。”

这种投入程度，也成为研一此后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坚持的一种做事方式。

“如果投入 120%，就会得到相应的 120% 回报。我会拼命去想，到底怎样才能把事情做成。如果已经尽了所有努力，最后还是做不到，那也只能接受。但绝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一直都是以积极的方式看待事情，然后不断向前。”

“城市规划，就是创造一种空间，让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事件之间发生真正令人感动的相遇。”

根据研一的经验，要创造这样的空间，需要三种人。

Yosomono。外来者，不受既有观念束缚，能够带来新的想法。

Bakamono。敢于冒险的人，愿意承担别人认为不合理的风险。

Wakamono。年轻人，有足够的精力一直坚持下去。

在丸之内再开发项目中，研一三者都需要。

“就像当年 Regain 能量饮料广告歌里唱的‘你能战斗 24 小时吗？’，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待到凌晨两三点，回家以后，早上 9 点又回到办公室。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团队一直在研究，如何让东京的核心商务区变得更加高密度，同时具备更强的全球竞争力。其中一个早期构想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大幅提高丸之内地区的容积率，把东京的商业中心改造成能够与世界一流城市中心相媲美的区域。当时，办公空间需求已经开始超出东京都心能够承载的范围，导致过度集中，并推高地价。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方案还没有准备好，就提前泄露了。报纸用记者自己起的名字报道了这项计划。负责容积率等城市规划决策的东京都政府对此非常愤怒。

三菱地所实际上被挡在了门外。

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此后几年，团队始终无法进入核心讨论。但他们也从未停止研究。

“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不顺利的时期，但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拼命研究。另一边的主管部门并没有积累这些知识。所以当我们终于能够坐到同一张桌子前时，其实胜负已经决定了。后来新的城市再生计划，几乎就是按照我们当初写下的方案推进的。”

1999 年，石原都政在东京上台，其理念很明确：与其分散资源，不如集中资源。局面由此彻底发生了变化。

“那时候我真正感受到，领导者不同，事情真的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研一和同事们准备多年的工作，终于有了真正落地的机会。

后来，研一被派往大阪，负责后来成为 Grand Front Osaka 的项目。项目涉及十二家公司，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识。

“大阪当时完全是一片混乱，我是抱着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觉悟过去的。每家公司都只顾着推动自己的主张。会议里全是激烈的争论，却始终得不出任何结论。我就这样突然被丢进了那个环境里。”

研一有一个优势：他通过丸之内项目积累起来的信誉。他没有试图强迫十二家公司接受同一个结论，而是围绕当时大阪还不存在的 Area Management 理念，一点一点地推动大家形成共识。

“慢慢地，大家开始理解，也开始说：‘好吧，既然三菱地所这么说，那我们就这么做。’最后，我们成功把这十二家公司团结到了一起。那也是我人生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在三菱地所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研一又接下了一个新项目。公司正在打造 OCA TOKYO——一种全新的社交俱乐部，也是三菱地所此前从未尝试过的项目。研一成为创始总监，并负责运营了五年。

“我在那里采访、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遇到了 Rise。”

研一对 Rise 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未来的 AI 创业者”。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很特别的年轻人，而且好像非常尊敬我。他会问我：‘我今天要去见企业高管，想做一套西装，你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或者‘我应该戴什么颜色的袖扣？’我觉得他特别讨人喜欢，当时就想：‘这年轻人还挺可爱的。’”

后来，Rise 问研一能不能看看自己正在做的产品。四楼健身房旁边有一个小房间，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演示。

研一觉得很惊艳，但还没有完全被说服。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哇，这很厉害。’但如果从企业是否会真正采用的角度来看，当时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语音有时候不太自然，也会中途断掉。所以我也多少会觉得：‘啊，现在还只是这个程度。’”

几个月后，Rise 又给他看了一次产品。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一刻我就想：‘他的速度太惊人了。’”

但对研一来说，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并不是速度。

“Rise 那种极高的目标感，真的打动了我。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出发点，就是通过丸之内、Grand Front Osaka 这样的地方，让日本重新焕发活力，也让世界看到日本能做到什么。Rise 说：‘FAANG 公司全都来自美国。我想用 AI，从日本掀起一股能够与它们抗衡的浪潮。’这种极高的目标感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我当时就想：‘这和我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完全一样。’”

研一很明确地说，这种连接首先并不是来自技术本身。

“其实并不是因为 AI 这个领域本身。我觉得我们的思考方式和心态处在同一个层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想支持他。’”

大沢加入并担任 Chairman 后，另一块拼图也到位了。

“大沢先生拥有扎实的技术专业能力。我觉得，如果他也参与其中，就说明这个产品背后有真正的技术底气。这让我更放心地参与进来。”

当被问到他认为公司最大的潜力在哪里时，他的答案不是技术，不是产品，也不是时机。

“归根结底，公司就是人。Rise 是一个能够让别人信任的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所有人都拼命努力，才做出了今天的一切。因为是创业公司，现在可能还有很多地方并不完美。但人与人之间牢固的信任关系至关重要。拥有这种关系的公司，才是真正强大的公司。”

到了这里，研一总是被问到的那个问题，答案也开始变得清晰。他从来不认为城市规划只是盖楼。城市是一种平台：人、商业、信息、文化，以及偶然发生的相遇，都在这里汇聚。

在他看来，AI 智能体也将成为另一种平台。

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让这种转变对他来说格外熟悉。

在研一开始建设城市之前，他首先是在用 COBOL 构建系统。

“因为我的职业生涯是从编程开始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把事情结构化、再组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样的。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

而在亲自领导了几十年的大型项目之后，如今的他，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的角色。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无论是年龄还是所处的位置，我都应该去支持那些正在走向未来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在努力，我就希望能够真正支持他们。这也是我参与创业公司的原因。”

“我不喜欢先形成一个固定的想法，然后死死抓住不放。我们是一边跑，一边不断把东西做出来。每天我都会发现公司的另一面。我每天都在学习。这很有意思。”

对研一来说，“有意思”非常重要。

“事情对我来说必须有意思，否则我就做不下去。一定要有那种兴奋感，因为如果连自己都感受不到，就不可能把它传递给别人。我一直都会问：‘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让人兴奋的地方？’”

Rise 到现在依然不断给他新的素材。

“每次开完会，他都会给我打电话问：‘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表现如何？’他总是在问自己的成绩单。我觉得他这一点很讨人喜欢。”

研一对树林AI 成功后的样子，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想象。而那种成功，其实和他过去几十年在实体空间里创造的东西非常相似。

“我一定想实现的，是让很多公司都说：‘用了树林AI 真的太好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很自然地说：‘哦，树林AI？那个系统很好用，对吧？’即使在日本，我们现在也还没有达到那种一提起我们，大家就会立刻联想到‘哦，就是做丸之内的那群人’的程度。到底怎样才能走到那一步，是我会一直追求的课题。”

他过去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实体空间建立这样的认知。现在，他开始思考一家软件公司要如何获得同样的认可。其中一部分来自差异化——就像把不同竞争产品逐项排列、比较功能的表格一样。

“树林AI 必须拥有只有树林AI 才能做到的东西。不只是 GPT 的性能，也不只是支持 105 种语言，而是包括支持体系、响应速度，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当大家把产品放进同一张对比表里时，树林AI 旁边的勾必须是最多的。”

他也在思考每一个成功组织最终都必须面对的增长问题。OCA TOKYO 让他亲身经历过这一点：当一个社群不断扩大时，如何保证质量和文化不被稀释？

“大量销售标准化的系统，是一种快速增长的方式。但真正陪着每一家企业一起走，是最辛苦的。OCA TOKYO 最开始只有 32 名会员，现在已经超过 1,500 人。不断会有完全不同的新成员加入。问题是，规模扩大之后，要怎样保证质量？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被问到，随着 AI 能力越来越强，年轻人最应该培养什么时，研一的回答是：

“要有自己的观点。而要形成自己的观点，就必须拥有真实的经历。尽可能走得远一点。你可以通过互联网飞遍全世界，但最重要的还是现实中的相遇——和人、事物以及事件真正相遇。人类是通过五感建立信任的。在线上，你只有视觉和听觉。”

对研一来说，“五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法。他从小就在食物陌生、语言不同、社会规则需要从头学习的地方长大。

“触觉、感受、气味。当这些全部结合在一起时，人才能真正学习，而信任也是从那里产生的。所以，把重复性的工作交给 AI，剩下的时间就去世界各地走一走，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可以去太空。”

他认为最被低估、却又最重要的人类能力，是一个几乎没有人会谈到的东西：接纳。

“你需要有接纳一切的决心和准备。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事情，然后觉得：‘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这种刻板的思维方式才是最危险的。面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把它当作全新的东西，就像第一次遇见它一样。要真正理解另一个人想表达什么，你必须拥有接纳的能力。而接纳之后，是感恩。如果人们拥有这些品质，战争就不会发生。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真正会倾听的人。”

这项能力，研一从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练习。

远在丸之内、大阪、OCA TOKYO 或树林AI 出现之前，澳大利亚的校园里，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日本男孩，努力理解那些看待世界方式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

他学会了先听，再说。

研一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健康地活到 100 岁，而且到那时候，大脑和身体都还能正常运作。毕竟，我也只剩下大概 30 年了。”

而对于树林AI，以及未来所有会与它相遇的人，他想说：